关于“五一口号”，牧师有话说

关于“五一口号”，牧师有话说

最近政协领导安排了个“人民政协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专文题目，题目太大好像显得无从下手，但也略有思考。因为疫情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当教师的妻子不能离开眉山，作为家属也只能陪同禁足。同时作为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基督教青年教职人员，每年的“五一”不仅仅是劳动节，有更为特殊的政治意义。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正式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每年这个时刻各党派都要回顾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各党派中央所作出的正确历史选择，即坚定的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的民主党派排序默认都是以响应“五一口号”的先后顺序排列，有人会疑惑“五一口号”和基督教和牧师有啥关系？作为喜欢凑热闹的牧师，在这“五一口号”发布72周年之际，实在是也有点话想说。

首先响应“五一口号”的党派和团体不仅仅今天的8个民主党派、也包括当时代的基督教领袖。基督徒是背负“荣神益人、爱人如己”的神圣使命的群体，在追求天堂永生的同时，也应积极关注社会公平正义、致力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中国基督徒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抗日战争的大量史料就不再一一赘述。其实就是想表达“五一口号”的发表后，当时代的教会领袖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也积极进行响应。

如以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领导人吴耀宗先生为代表，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他们更是通过发表文章、参加活动、与帝国主义西方势力控制的旧教会决裂等形式积极拥护和响应，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1938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与基督教代表人士谈话时表达了“党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毛泽东主席提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1948年下半年，吴耀宗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为此他还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有时不得不避居于友人家中。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邀请包括吴耀宗在内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共商国是，吴耀宗接受邀请，于1949年2月16日秘密离开香港，于3月9日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去。从吴耀宗先生的经历来看，当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和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部分教职人员已经自觉地站到了人民的一边来。

1949年9月，宗教界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七人，候补代表一人，其中基督教代表占5席。 他们分别是基督教的吴耀宗、邓裕志、张雪岩、赵紫宸和刘良模，佛教界的赵朴初、巨赞，伊斯兰教界的马坚。他们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认真讨论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及其执行的基本政策，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  

吴耀宗等基督教代表属于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这五位代表在联名发表的《我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经过》中说：“这个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空前的盛事，我们基督教的五个代表，能够参加这个盛会，是一件荣幸的事，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指出“他们主张民主；他们反日、反蒋、反美帝国主义；他们接受新民主主义、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他们不满于基督教的保守、腐败和它与帝国主义、封建力量的联系；他们认为社会革命是耶稣的福音一个重要的成分，而这个成分，同共产主义的主张，是大致相同的……”。

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基督宗教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在政协讨论的时候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新政协讨论完国徽、国歌等系列问题后，不能回避的是选择纪年历法问题，与会贤达大多数人赞同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是，我们政府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接着说：“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 毛泽东风趣地接话：“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不一样！”于是，新中国的公元纪年得以确立。 如果是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部分冒充基督徒圈粉的公众号可能会对这段故事取一个雷人的标题“人民政协讨论主耶稣，毛主席表示肯定”

综上所述，“五一宣言”的对象不仅仅是民主党派、也包括人民团体，也包括基督教团体。基督教既是属灵的团体，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应该实实在在也属于人民组成的社团。只是长期以来或多或少受“宗教”思想影响，教会人士似乎对政治避而远之，或者觉得政治与信仰背道而驰。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是最高科学, 是人类试图改善生活并创造美好社会的活动。而通俗理解即人们为了公众利益最大化，推选出来的专门人群（执政群体）维护、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和模式。谈到“治理”对基督徒一点都不陌生，上帝给人类的最初使命就是对全地“管理、看守”，我们的管理看守不应局限于“教会内部事务”，若我们自己主动边缘化，就不能埋怨时代歧视基督教。今天党和政府给予了各党派、各团体积极建言献策、参与社会监督、治理的各类渠道。 各级政协也给予了基督教代表人士相应个人名额，只是我们的各级爱国宗教团体似乎很少以团体的形式参与建言献策。

“五一宣言”不仅仅面对党派、团体，同时面向一个特殊群体当时称为社会贤达。在今天没有社会贤达的称谓，但往往被称为无党派人士。很多人简单把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人称为“无党派人士”是错误的，换句话“无党派群众不等于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据了解应有几个基本要素，首先是没有参加中共与8个民主党派，同时有积极的政治意愿、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对象……。

今天的无党派人士认定往往归为“知联会”、“新联会”成员，或者是经过统战部专门认定的知识分子。 但是想说的是基督教代表人士吴耀中等未加入任何党派，依然被划入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除了近代的爱国基督徒将领冯玉祥、爱国基督徒教育家刘子如等知名人士外，新时代很多的中国基督徒在各自岗位平凡服务人群见证信仰。如残肢舞者廖智靠上帝续写舞者人生、中国最美乡村医生之一的扁担村医基督徒李前锋。他们和很多的基督徒一样，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不影响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基督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较为适应，但很多的人对基督教人士依然带有“有色眼镜”。虽然很多其他宗教的教职人员根据教规教义饮食有禁忌，不结婚生子。但是基督徒包括牧师、传道从来不认为我们是“宗教徒（基督教徒）”，我们仅是上帝的儿女，主耶稣的跟随者。故此，我们要结婚、要吃肉、要工作、要创业、要发展、更要有表达自己意见的需求。一个基督徒不是消极厌世、远离世事，最起码我个人不是。我有我的基督信仰，同时我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责任。疫情期间个人积极参与志愿值守服务，发动弟兄姊妹为疫情募捐，但依然自觉做的不够好。自嘲写到“今社稷危难、然无微功，耻也”成为我最真实的内心独白。

基督教社会治理回避不了政治，有的堂点对“三自”似乎藏着掖着，但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几千年教会的优良传统。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更是教会在中国近千年来一直的实践和生存必然选择，所以“爱国爱教”应该理直气壮大声喊出来。

政治事务、社会治理，社会主义建设基督徒也不应回避。虽然一段时间整个社会“老人不敢扶”而妄曲正直时，教会要坚定的践行“行公义、好怜悯”。在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教会的助力关怀也应如“好撒玛利亚人”一般实实在在的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组织和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为信靠耶稣基督的中国人理应义不容辞。

圣经但以理书2章47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作为寄居的但以理，就算在巴比伦从政，坚持不妥协不屈膝、守住底线牢记使命，最终服侍君王也能让上帝得荣耀。

按经上所记，我们是世界上寄居的客旅。但寄居期间我们不应碌碌无为。求主帮助，加油！

微牧 于眉山

2020年5月1日 01:54:11